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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世纪疫情叠加世界经济衰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走出了一条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的稳健发展之路，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和蝶变。 发展理念深刻转变，引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更高。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科学回答了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跨越与蝶变提供了根本指引。2012年至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54万亿元增长到近135万亿元，年均增长6%，接近世界经济年均增速(3.1%)的两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年11月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正逐步向更高质量、更加平衡、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转变。 发展动力深度变革，新旧动能实现平稳接续转换。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供需两侧经历深刻变革，供给侧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新技术推动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加速成长；需求侧内需的主动力愈发强劲，“十四五”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达到63%左右，投资的贡献率将降至28%以内，消费日益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国家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从2012年的第34位升至2025年的第10位，成为10多年来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2024年中国基于专利合作条约申请的专利数量达70160件，比排名第二的美国和排名第三的日本分别多30%和45%。欧盟委员会2025年7月发布的创新综合指数显示，中国得分较2020年提高31.6个百分点，提升幅度显著高于美国(15.8个百分点)和欧盟(10.8个百分点)。 统筹协调深入推进，城乡区域发展成效斐然。下好全国一盘棋，统筹协调是制胜要诀。新时代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落地落实，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超过城镇居民，中小城市和广大乡镇成为新的消费热土，城乡面貌深刻改变。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英国《经济学人》刊文指出，“绝对贫困在中国已成为历史”。 绿色转型全面加速，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6月发布的能源转型指数显示，与2020年相比，中国排名上升了66位至12位。 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以来，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分7批设立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国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今日的中国在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行，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12年的11.3%提升至2024年的17.1%，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为越来越多国家提供双赢、多赢、共赢的新机遇。国际社会赞许“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不断提升公共安全保障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全方位提升。2024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在53个中高收入国家中排在第4位。2024年盖洛普法律与秩序指数显示，中国安全得分高于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不少来华外国人有着切身感受。 可以预见，随着“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即将接续开启，中国经济一定会在现有发展基础上，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前进目标，不断实现新的更大突破。(钟才文) 《人民日报》(2025年09月30日 第 01 版) 【编辑:王琴】
作者：郑玉 魏坚 【考古中国】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国际大都会——元上都。 元上都遗址，位于正蓝旗上都镇东北20公里处，地处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在元朝建立前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开平是治理汉地的政治中心。元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下诏改开平府为上都，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元上都”。作为元代“两都巡幸制”中的草原都城，元上都在都城选址、城市布局和设施配置方面，充分体现了蒙汉杂糅、包容开放的建筑特点。--> 为了深入发掘元上都的文化内涵，2025年国家文物局又一次启动了对元上都遗址的新一轮考古发掘。 1.元上都的建筑布局 公元1275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宫舍内皆涂金，绘有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 元上都建筑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宋代以来《营造法式》中对都城的建筑要求，由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组成。 元上都的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与皇城呈“回”字形。宫城为长方形，南北长605米，东西宽542米，墙两侧均用青砖包砌，四角建有角楼。皇城呈方形，每边长1400余米，墙体两侧用石块包砌，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和登城的踏道。外城则是在皇城的西、北两面，由皇城的东、南两墙延伸修筑而成，平面呈方形，周长8800余米。 元上都的宫城北墙正中，建有高大的双阙式建筑，故无北门。元代诗人就有“东华西华南御天，三门相望凤池连”的描述。宫城御天门外，有两排建筑基址，很可能是文武百官上朝或候旨时的停留之所，元人有“御天门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的咏叹。宫城内有40余处宫殿基址，除通向三门的丁字街外，街道布局都不太规整。这是因为，元上都虽然有一条从皇城明德门向北到宫城北墙穆清阁的中轴线，但是宫城内的建筑并不是依这条中轴线前后呼应、左右对称，而是每群建筑各有围墙，随地势和湖泊沼泽自成体系，错落分布，体现了一种离宫别馆式的建筑特点。 元上都作为元朝的重要都城，其军事防御体系十分完备。在皇城的墙体外侧，用石块筑有凸出于墙体的24个梯形马面，外城墙外四周挖有宽约26米的护城河，并筑有石堤护坡，以防坍塌。城外四周的山头上，一般都建有预警的烽火台。 元上都现存有13门，其中宫城3门，不设瓮城；皇城6门，外城4门，城门外均建有方形或马蹄形瓮城。外城北部和西部之间有一道土筑的隔墙，其中北部有一大型院落遗迹，这也许就是当年栽培奇花异草和驯养珍禽异兽，以供宫廷观赏游玩的皇家园林所在地，即文献所指的御园或北苑。 同时，元上都的建筑也保留了诸多蒙古文化特点，如蒙古文化传统习俗中，每年夏季祭天、祭祖之后要在“失剌斡耳朵”，即棕毛殿举行“祚马宴”。位于外城西部、靠近皇城西门外北侧的圆形建筑基址，应该就是元代诗人曾经提到的棕毛殿。马可·波罗描绘它是用竹子作梁架，以金漆缠龙绕柱，劈竹涂金作瓦，殿内壁画花草百鸟，外用彩绳牵拉固定，高达百尺，广可容数千人同时进餐。当时在上都举行的各种宴会中，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祚马宴”，就在棕毛殿举行。每逢宴会，王公贵族、宿卫大臣均要穿皇帝亲赐的“质孙服”赴宴；质孙服就是衣冠颜色完全一样的服饰，因而“祚马宴”也称作“质孙宴”。宴会要举办三天，每天换一套服饰，可见当时上都的繁华景象。 元上都的皇城位于外城的东南部，环绕宫城而建。结合历史记载和考古调查，位于皇城东北角和西北角的两大佛寺应为忽必烈所建。东北角的佛寺为大龙光华严寺，建筑规模宏大，分东、中、西三院。西北角的是藏传佛教寺院乾元寺，分前后两院，前院外围有一周回廊式建筑。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的上都孔子庙，位于皇城东南角，有前后两殿，外有围墙，庙西还建有房舍，接待学习儒教的国子生，表明了元朝对孔子的尊崇。此外，皇城内东西两端还分别建有老子道观和回回寺。元上都儒、释、道等各类宗教建筑的存在，体现了元代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和在思想文化上的包容性。 上都城的宫殿，多见于史载。其中，大安阁是蒙古军于公元1266年攻陷南宋汴京时，拆熙春阁迁至上都所建，史载其“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广四十六步有奇”。元人有“大安御阁势苕亭，华阙中天壮上京”的诗句，描绘了大安阁高耸入云的宏伟气势。元朝的11位皇帝中，有6位是在上都的大安阁举行登基仪式的。在三门相对的宫城中心，我们发掘出了大安阁旧址，从出土的浮雕汉白玉龙纹角柱和阿拉伯文石刻上，可以感受到当时飞檐高耸的壮观景象，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2.元上都的社会生活 元上都四面城门外的关厢范围广大，每个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考古调查，关厢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这几类遗存在每关的分布情况又各有侧重，从而形成了既相互关联，又各具特点的分布规律。元代诗人曾有“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和“滦水桥边御道西，酒旗闲挂暮檐低”，“滦河美酒斗十斤，下马饮者不计钱”的诗句，生动反映了元上都城关的生活情景。 据调查，作为元上都的主要商业区，西关街道交错，建筑遗迹比较密集，显示出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东关外除留有大片的空地外，在有些建筑规格较高的大型院落内，南部往往显得空旷，应留有搭建蒙古包的地方，这可能是因东关地近皇城，故成为王公贵族、元朝官员等朝觐者的聚居地。南关的主要遗迹多位于明德门御道两侧：在南关明德门外御道西侧发掘的客栈遗址，为成排的石基础房屋，房屋内均砌有一至两铺火炕，居住面上有大量塌落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建筑布局整齐划一；紧靠客栈遗址的东侧，曾出土过较多的大型酒缸和饮酒器具，明显属于酒肆遗址。在北关外，发现了建筑规模较大的两处并列的驻军院落遗址，东侧院落的后院为整齐排列的上百间住房，前院则纵向分为指挥和仓储区两个独立的院落。 在元上都北门外西北方向的龙岗下，有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设计修筑的一道拦洪大坝，名为铁幡竿渠。此渠由龙岗东侧山岗西至上都城西北方的哈登台敖包山下，南折沿城西关外至闪电河，全长约7公里。这是一项十分宏伟的排水工程，在元上都的历史上曾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哈登台敖包之上仍留有当年的铁幡竿石基座。 3.元上都的葬俗祭祀 元上都城区周围调查和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处城郊以砧子山和卧牛石墓地为代表的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以城郊和远离城区的草原深处墓葬为代表的普通蒙古人墓葬。 汉人墓地仅见于元上都城区周围，如砧子山、卧牛石墓地，其葬俗体现了典型的中原文化色彩。居住在城外关厢的汉人，主要是宫廷的劳役，或在官府当差；还有一部分汉人应当是在上都城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开平修筑之初，城区周围就聚集了大量的工匠和劳役。随着元朝两都制的确立，上都城城垣、宫殿、寺庙和周围离宫别馆的增建和维修，成了这座草原都城的重要事项，而居住在上都城区周围的汉族居民，就是劳动力来源之一。 蒙古人的墓葬有浓重的游牧射猎文化色彩，表明其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业的。其中，位于城区周围的一棵树、羊群庙墓地的埋葬规格和随葬品，要略高于远离城区的三面井等几处墓地，似乎说明当时上都城区周边牧民的生活水平，要略高于周围地区。 羊群庙祭祀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是元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遗址由椭圆形石筑围墙、方形阶梯状祭台、汉白玉石雕像及亭阁式附属性建筑组成，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的祖先崇拜思想。羊群庙的石雕像，属于蒙古民族偶像崇拜，应源于蒙古高原历史悠久的“鹿石文化”。其右手握杯于胸前的形态，与公元6至9世纪突厥人的石雕像有着密切的渊源，是蒙古民族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偶像崇拜与突厥人“石刻文化”融合碰撞的产物。依据文献资料分析，羊群庙奎树沟一带发掘的4处大型祭祀遗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元上都作为元朝的夏都，是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在总体布局上，反映出多元开放、草原气息浓厚的个性，既吸收了中原城市布局的传统模式，又明显体现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色。此外，分布在皇城内不同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及御花园，相映成趣，构成了上都建筑的特色，也彰显了上都作为“世界大都会”中西文化交汇的特征。 上都城在元末的战火中毁灭了，而它的遗址则一直保存下来，上都的名字也长久地在草原上流传，还留在了马可·波罗及许多西方人的记述中。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曾说“这是一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保护、发掘和研究这座曾经是世界大都会的遗址，是我们永恒的使命。 (作者：郑玉、魏坚，分别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和边疆考古研究院特聘教授) 【编辑:于晓艳】